分類彙整:當年今日

那些年今日發生了什麼

當年今日:香港島被割讓時,葡人有多大反應?

穿鼻炮台

1841年1月20日,英國遠征艦隊撤出廣州城外的穿鼻炮台,看似鴉片戰爭暫告一段落。在這場戰爭中,澳門在清朝和英國的威脅下幾乎喘不過氣,但暴風雨突然平靜起來,似乎事情似乎並不簡單。難道是英軍在廣州被清兵打敗?不過清軍在關閘敗於英國艦隊已經證明廣州不可能擋著英國人的攻勢……翌日,廣州的消息傳到澳門:清朝欽差大臣琦善與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s)在穿鼻炮台達成停戰協議,清朝同意割讓香港島給予英國。

完了……今次真的完了……澳門已經來到末日……

儘管《穿鼻草約》只是琦善與義律私下的協定,未經清朝和英國官方同意,但消息一出幾乎令震驚全澳門。澳門大法官巴士度斯(Jose Maria Rodrigues Bastos)馬上向里斯本報告情況:「……同意讓距離澳門城咫尺之遙的香港開埠,對澳門來講,無疑於致命一擊。國人、外人、華人一致認為,對葡萄牙人而言,澳門的貿易、公共收入、海關等等的結束指日可待。」深知情況不妙,澳葡政府當然不能坐以待斃,總督邊度(Adrião Acáio da Silveira Pinto)提出由議事會與清朝官員在老城方蓮峰廟開會。

1841年2月10日,廣東高濂道台易中孚(正四品)、澳門同知謝牧之(正五品)及香山縣丞張裕來到蓮峰廟,與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內羅(Bernardo Estevão Carneiro)、前任理事官佐治(José Vicente Jorge)等人展開兩小時的會議。

在會議上,佐治當然向易中孚提出一大堆英國人進駐香港的惡果,而易中孚則反問該如何挽救情況。佐治提出,「一行之有效的辦法是當機立斷,減低貨物進出口稅:將額定船隻提高至五十艘;豁免船鈔;自由貿易。這樣可將貿易吸引至澳門,因為只有此方法才能將其他外國人吸引至此。所以,只要香港沒有貿易,華人不會涌法,古老的風俗不會蛻變,帝國稅收不會減少,華人仍可像300年以來一樣,在澳門安居樂業。」佐治極力地遊說易中孚千萬不可割讓香港,同時也開寬澳門的貿易限制,指出「澳門的興衰仍大清帝國命運的關鍵」之類。

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清朝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成為事實。

不過無論葡萄牙人如何遊說清朝官員,香港割讓最後還是在1842年的《南京條約》中成為事實。葡萄牙歷史學者英索(Jaime de Inso)表示,「儘管澳門在坎坷的歷史上經歷了許多危機,但1842年才是她真正衰落的日子。」

Alex Lou

當年今日:宗教改革如何影響未誕生的澳門?

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諸聖堂的大門貼上《九十五條論綱》,標誌著「宗教改革」的開始。

1517年10月31日,萬聖節前夕,一名奧斯定修士在維滕貝格(Wittenberg)的諸聖堂(All Saints’ Church)大門貼上一份佈告,名為《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由於這份佈告上有九十五條論點,因而又被稱為《九十五條論綱》。這名奧斯定修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論綱,原本求學術討論的論綱,結果變成一份「戰帖」,激起了影響歐洲近代歷史的「宗教改革」。至於地球另一端的澳門,亦因為「宗教改革」的關係被塑造成「反宗教改革」的後勤基地。

由西班牙人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創立於1534年的「耶穌會」,主張服從羅馬教廷和教宗,並消滅包括新教在內的「異端」。雖然他們是「反宗教改革」的頭號先鋒,但事實上他們是另類的改革者,相當重視教育和修行,在歐洲創辦多座大學和學院。耶穌會相信擁有知識和修行的修士,才能成為對抗新教的力量。

不過這還未足夠,耶穌會需要一個舞台——一個能證明天主教比新教派更能救贖世人的地方,於是新發現的印度、中國和日本就成為了他們傳教的地方。若果傳教工作成功,毫無疑問地為羅馬教廷建造前所未有的權威,耶穌會也因此凝固自身的地位。就這樣,葡萄牙人居住的澳門成為向日本和中國等地傳教的前線;而聖保祿神學院(即大三巴遺址的前身)更是作為培訓傳教人材和統籌傳教的前線基地。除了耶穌會之外,方濟各會、多明會、奧斯定會等天主教修會也駐足在澳門,希望進入中國這個傳教市場。

《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中有關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畫作:羅耀拉、沙勿略、利瑪竇及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四人一起手拿一幅中國地圖,以示耶穌會將把中國成為天主教國度。

在沙勿略(Francis Xavier)、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和利瑪竇(Matteo Ricci)等傳教士的推動下,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策略是進入中國的心臟:向中國皇帝傳教,然後推廣至整個朝廷,再達到全中國信奉天主教,最後再影響周邊的屬國。當然,只是單方面向皇帝傳教是不能成功,還需要有其他東西來證明天主教和西方文化的優秀,於是向朝廷展示各種歐洲科技。如耶穌會傳教士所願,他們能進入中國的心臟,而皇帝亦對他們帶來的新科技感興趣,但一切僅止於此。中國皇帝並沒有成為天主教的信徒,天主教亦沒有在中國傳播,甚至在康熙之後,朝廷對天主教進行數次「禁教」政策。

雖然說耶穌會在中國傳教並未成功,但他們從澳門帶回大量中國的古籍和文獻,在十七、十八世紀激起歐洲人了解和學習中國文化的風潮,稱為「中國風」(Chinoiserie)。然而,由於耶穌會在「禮儀之爭」的立場,使他們失去了羅馬教廷的支持,甚至擔心他們帶來的中國文化會「污染」歐洲。另外,耶穌會的強大也使多國視他們為威脅,於是在十八世紀驅逐耶穌會。

馬禮遜牧師

500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使耶穌會把澳門塑造成「反宗教改革」的後勤基地,可惜日本和中國傳教卻面臨失敗。另一方面,基督新教在十八世紀起亦來到澳門,如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人亦開始新的傳教活動。由此可見,澳門在基督教傳入中國的過程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著不加忽略的一頁。

Alex Lou

當年今日:似曾相識的世紀風災

明天剛好就是「八.二三」風災(天鴿風災)後的一個月,這次風災的恐佈相信大家仍然心有餘悸:第一次見到「打風」會出人命;第一次經歷「打風」時斷水斷電斷網絡;第一次聽到澳門成為「災區」……一個月後,澳門總算從風災中恢復過來,但這次「打風」的記憶再也不是一個假期,而是喚起了對颱風的可怕。當然,颱風的恐怖不是一次、兩次的事,這種災難般的風災幾乎每十年發生一次,而澳門史上最可怕的風災就是「甲戌風災」。如果仔細看一看「甲戌風災」的經歷,可能會發現有點似曾相識。

1874年9月22日,炎熱的天氣令人感到窒息。雖然沒有甚麼衛星監測,更沒有甚麼颱風路徑圖,人們完全不知道颱風會不會正面吹襲,但已經情況不妙。在澳葡政府成立氣象局(1952年)之前,天氣預測一直由駐澳門的葡萄牙海軍負責,作為「兵頭」的澳門總督當然是直接得知颱風的情況,而當時的總督就是歐美德(Januáo Correia de Almeida)。儘管歐美德是軍人出身,但他的天文地理知識不是玩的,畢竟他日後參與創立了「里斯本地理學會」,專業水平自然不是假的。在風災發生前,歐美德親自出動到各個監測點了解情況,知道這次風災相當危險,所以一早下令要求做好防災措施。不過,能做的事相當有限,一切只能望天打掛……

1874年9月23日凌晨,颱風吹到珠江口,強風重擊了澳門城市。由淤泥填充而成的內港,一直是澳門城的避風港,但漁船和軍艦也受不著暴風和海浪衝擊,幸運的船隻吹到對岸灣仔,不幸的則沉入海裡,可怕的甚至吹到岸上民宅。沙梨頭(附近就是筷子基)發生水浸,一些人幸運地逃到花王堂的高地上,但不少人還是被浸死,包括是很多水上人。除了內港和沙梨頭之外,南灣也無一幸免,一些屍體更是沖入大宅之中。然而,風災也使澳門發生火災,大批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更糟糕的是有海盜真的是趨火打劫,總督率領士兵到擊退他們。

風災過後,為免爆發瘟疫,政府和居民迅速地清理,包括澳門、氹仔、路環、白山、小橫琴、銀山等地的屍體。在華人醫院(鏡湖醫院)的協助下,這些遺體被火化和埋葬。澳門在這次風災中共有5,000人死亡。據說,「甲戌風災」事後澳門設了「天災節」來紀念事件,但這個節日似乎後來被人遺忘,一起連同風災的教訓。

Alex Lou

當年今日:中美關係是從何而起呢?

美國第一位駐華領事蕭善明,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擔任軍官參與多場戰役,而戰後主理與中國的外交事務。

1784年8月23日,一艘帆船駛進澳門的港口,並向城市鳴炮。每年,歐洲各國的商船都會來到澳門,然後進入廣州經商,這艘帆船的出現可謂平常不過的事情。然而,這艘帆船是第一次來到中國,她並非來自歐洲,而是新誕生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帆船名為「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船上載著的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美國的外交使團,目的是要建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中國皇后」號來到澳門的時代,美國才獨立於大英帝國兩年。當時的美國政府仍然處於籌劃當中,總統更是不存在,但人們已經為這個國家的未來鋪路。政客們為制憲和建立政府的議題進行商討,也有人在國外為美國搞好外交。雖然美國已經得歐洲國家的承認,基本解決「生存」的危機,但英國人仍然封鎖著美國的貿易。為了突破封鎖,美國商人計劃在「東印度」找貿易對象,特別是中國。中國人出口的茶葉與美國甚有淵源,這不僅是美國人士最受歡迎的飲品,甚至成為十三州殖民地反抗英國的導火線之一(在波士頓港海底的茶葉)。沒有英國茶船之後,美國商人只好自己到源產地入貨。

1773年發生「波士頓傾茶事件」,被視為美國獨立的導火線。這件事件亦反映當時歐美人士的茶癮有多嚴重。

就這樣,當時美國鉅富莫里斯(Robert Morris)組織一支外交使團,船員包括大使蕭善明(Samuel Shaw,又譯「山茂召」)、代理商蘭度爾(Thomas Randall),乘坐「中國皇后」號出發,時間為1784年2月22日。帆船越過大西洋,進入西非後越過好望角,然後航向印度、巴達維亞和菲律賓,經過半年的環遊半個地球,終於來到葡萄牙人的駐地——澳門。

由於「中國皇后」號停泊時已經是下午四時,所以使團只能留在船上過夜。翌日早上,蕭善明等人受法國領事的邀請登上澳門。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法國與美國一直是同盟關係,所以法國領事積極地協助美國使團。蕭善明向在澳門的各國領事和商人展示美國與歐洲國家的條約副本,以表示美國受到外界所承認。話說起來,美國使團來到澳門是件大事,但由於總督花利亞(Bernardo Aleixo de Lemos e Faria)不在城裡,使團無法向「地頭」打招呼。蕭善明等人留在澳門期間,使團分別在法國和瑞典領事官邸過夜。

美國使團於八月廿八日啟程來到廣州,當時英國的「大班」(Tai-pan)也目睹「中國皇后」號進入廣州的一幕。美國使團在法國、丹麥和瑞典的領事的支持下留在廣州,在這段時間,蕭善明等人一方面忙著與駐廣州的各國領事和商人商討簽約,另一方面找機會與清朝官員聯絡,其中比較麻煩是解釋美國人不是英國人,畢竟兩國的人都是操英文的,但蕭善明等人還是成功與大清帝國建立貿易關係。美國使團在廣州的時間,他們了解在華外商的經營方式和規矩,同時也打聽有關的貿易情報。蕭善明認為,美國出產的花旗參和水獺皮為吸引中國人來購買,而美國商人能買入茶葉。

廣州十三行,其中一家行館掛著美利堅國旗。

1784年12月,載著美國使團的「中國皇后」號返國,但蕭善明並未因此功成身退,他其後在1786年被任命為第一位美國駐華領事,並且兩度踏上澳門和廣州。蕭善明開啟了中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但他大概沒有想到兩百年後,這段關係成為世界最舉足輕重的外交關係。

Alex Lou

當年今日:用「仁」兄來命名的醫院

1937年7月10日,澳門總督巴波沙處於忙個不停的狀態,中國和日本兩國在三天前全面開戰,他和幕僚不斷地留意局勢的最新發展,隨時做好戰鬥準備。就在這個百忙的一天中,「政府總醫院」(Hospitalar Geral do Governo)被重新命名為「仁伯爵醫院」(Hospitalar Conde de São Januário),而提出此事的人是巴波沙總督。

「仁伯爵」歐美德,於1872 – 1874年擔任澳門總督

雖然很多人稱它為「山頂醫院」,但這位「仁伯爵」又是何許「仁」呢?相信大家都猜到用人名來命名,「仁伯爵」就是醫院的創辦人,而這「仁」是澳門總督歐美德(Januáo Correia de Almeida)。

一如絕大部份的總督,歐美德同樣是一名軍人,但他可不是只懂打仗的人,修讀數學出身的他更多是搞公共建設。當時,葡萄牙國王路易斯一世(Luís I of Portugal)相當重視民生建設,而歐美德在葡萄牙北部地區出任公共建設和民政的官員。為了表彰他的貢獻,國王於1866年封歐美德為「聖若憲男爵」(Barão de São Januário),一年後再升為「聖若憲子爵」(Visconde de São Januário)。

在本國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歐美德於1870年被任命為「印度總督」,但不久他被派到遠東地區的澳門,擔任澳門總督一職。歐美德於1872年來到澳門,他頒布一系列法令限制澳門的苦力貿易。雖然說澳門靠「賣豬仔」苟且偷安,但這卻令澳門和葡萄牙的面子敗光了,所以政府一直用各種辦法阻止苦力貿易。除了苦力貿易之外,歐美德也加強澳門的防衛工事和設備,以阻止海盜的騷擾和他國的入侵。當然,軍人的力量不只是裝備,身體也是更重要,於是歐美德在1872年為軍人設立一所醫院,也就是山頂醫院的前身——「軍人醫院」,並於1874年投入運作。

仁伯爵醫院的前身——軍人醫院

歐美德在澳門擔任總督的時間只有短短兩年,其後他於1874年12月起行返回葡萄牙,但他離開前看到的澳門卻是一片頹垣敗瓦,因為三個月前的「甲戌風暴」幾乎毀了這座城市。歐美德回國後離開政府,轉為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並參與創立「里斯本地理學會」(Lisbon Geographic Society)。由於他多年來所作的貢獻,國王路易斯一世於1889年把歐美德的爵位升為「聖若憲伯爵」(Conde de São Januário),即今天大家所知的「仁伯爵」。

直到歐美德逝世時,他在地球另一端創立的醫院仍然為軍人提供服務,直到1919年改名為「政府總醫院」,而服務對象從軍人擴展至普通百姓。一百年後,仁伯爵醫院仍然為澳門市民提供服務。

Alex Lou

當年今日:抹殺澳門史上最惡毒的禁書

澳門史學家徐薩斯 / 裘昔司(圖片來源:Macau Antigo)

1926年6月15日,澳門警察突擊搜查一個土生葡人的住所,還有慈幼印刷商務公司的工廠。政府人員大為緊張,萬一再遲一步,一部萬惡的書籍將會在澳門市面上發行,幸好總算趕得上,警察在兩處地方一共繳納五百冊禁書。這本禁斷之書為《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曾經被市政廳視為「迄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而作者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亦被澳葡政府表彰為富有愛國精神的澳門歷史學家,但現在卻成為被抹殺的目標。

雖然今天《歷史上的澳門》不再是一部禁書,而且是研究澳門史不可或缺的材料,但該書的內容仍然是相當具爭議性。徐薩斯主張澳門是明朝政府讓給葡萄牙人,這否定了中國對澳門的擁有權,認為葡萄牙人佔領澳門是合理的,因此徐薩斯被今天的一些歷史學家視為「殖民主義狂熱的辯護士」(黃鴻釗,《歷史上的澳門》序)。當然,當《歷史上的澳門》在1902年出版時,卻被澳葡政府奉為澳門史的「神作」,為何在1926年重版時被打入禁書之列呢?

關鍵是徐薩斯新增的三章內容。在第二十七章,徐薩斯批評腐敗的官僚把外港工程拖垮了,白白浪費一次起死回生的機會,使澳門「變成一個笑柄」。

「這就是一個敷銜塞責、軟弱無能的殖民政權,與現代商業以及國家進步和生命力的所有要求都是那麼的格格不入。不,葡萄牙似乎不能或不願理解這樣的政權今天意味著甚麼,而且與昔日的輝煌和特權相比,現在的境況是多麼的悲慘,而澳門本該有另一番景象啊。」(《歷史上的澳門》,頁292)

除了毫不保留地抨擊澳葡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之外,更甚的是他連葡萄牙政府也不放過。雖然徐薩斯認為葡萄牙的政治亂象是保皇派搞事,但他直斥「里斯本議會本身就以喧嚷吵鬧,黨派紛爭和辦事草率而臭名眧著,它甚至能忘了年復一年的預算」(《歷史上的澳門》,頁296)澳門發展的希望就這樣被宗主國扼殺,打造旅遊城市的希望落空了,澳門只能靠鴉片和賭窟來苟延殘喘,昔日的「天主聖名之城」現在淪落到道德喪亡的地步。

這些內容狠不狠辣?精不精彩?刺不刺激?不過,本書最致命的是第二十九章,徐薩斯竟然提出把澳門交由「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即「聯合國」的前身)託管。徐薩斯的主張是以當時上海為例子,他認為這是上海能繁榮起來的主因。

「這樣,如果葡萄牙明智地將這塊忠心的殖民地置於國聯的託管以抵禦更多的毀因,同時賦予澳門以自治政府的全部權利,這絲毫不是甚麼掉臉的事,澳門也就處在國際保護之下並且與緊急情況的要求相一致了。」(《歷史上的澳門》,頁318)

當《歷史上的澳門》在澳門出版前一天,徐薩斯的批評和主張在香港的報章上被大肆報導。由於他是遠東的學者中具有一定地位,他的內容立即在香港和澳門火起來,甚至引起國際的關注。批評可以忍,但要求葡萄牙交出澳門,這就不能接受,澳葡政府於是馬上行動,率先封鎖這批書籍。澳門兼里斯本的議員席爾瓦(Francisco A. da Silva)也在《祖國報》(A Patria)上發表文章,予以強烈抨擊,要求徐薩斯更正書中歪曲的內容。然而,率直的徐薩斯可沒有放棄,他在香港的報章反擊這是政府侵犯言論和出版自由,並向澳門法院提出訴訟。

很多有關徐薩斯的生平提到,澳門法院宣判徐薩斯的「某些敘述違反出版法,被判處四個月的監禁,亦可選擇支付罰金」,然後於1927年在香港病故,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快……筆者指的是法院的審判時間,因為這是錯誤的記錄。事實上,訴訟結果在1928年4月27日才宣判,而在漫長的等待中,徐薩斯一直在香港九龍的庇護所過著心力交瘁的生活。當訴訟結束後,徐薩斯離開自己的故鄉,來到上海生活,也在1932年5月19日卒於當地。

香港和上海開埠後,澳門不少土生葡人前往這兩個商業新寵工作,徐薩斯也是其中一份子。徐薩斯於1902年完成《歷史上的澳門》,其後在上海工作時又寫了一本《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書名被譯為《上海通商史》或《晩清上海史》,而徐薩斯的名字則被譯為裘昔司)。當他目睹香港和上海一步一步地繁華起來,反而自己的家鄉澳門卻淪落下去;於是透過這部作品發出咆嘯、警醒人們,希望讓澳門重拾昔日的光輝,但最後卻招來自身的毀滅,被自己的家鄉流放。或許徐薩斯留給後世是歪曲歷史的殖民狂熱者的印象,但也不應抹殺他對澳門的熱愛。

Alex Lou

當年今日:感謝你,為澳門留下一幅幅珍貴記憶

「由孟買來澳門定居了二十多年的老僑民柏切克.史超域(Patrick Steeart)和一位在廣州居住了多年的柏西商人魯斯.托姆吉(Hurjeebhoy Rustomjee),兩位都是錢納利的老朋友,加上我,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在1852年5月30日早上四時半溘然長逝。」

這是英國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在《舊中國雜記》中,回憶起好友錢納利離開人世時的情景。遺體由醫生屈臣(Thomas Watson)來解剖,他是錢納利的好友兼繪畫上的徒弟,屈臣原本以為這位食貨是死於胃病,但其後發現是死於腦中風。

錢納利在澳門基督教墳場的墓地

這位七十八歲的老人,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家鄉英國,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印度,而澳門則是人生最後一個三分之一的居住地。這位畫家之所以環繞半個地球,從歐洲來到澳門,有人說他是避債,但他表示自己是避老婆。

不過,一個畫家來到中國沿海的小城,會不會擔心「搵唔到食」?事實上,錢納利在東方的歐美貴族圈裡非常出名,很多外國商人會找他畫頭像或全家幅,加上他為人風趣幽默,使他相當受人歡迎,靠繪畫來養活自己。錢納利在鵝眉街的畫室,成為不少人來切磋畫藝的好地方。當然,除了畫人之外,錢納利閒時也喜歡在澳門街頭素描速寫,記錄大量澳門舊景、人們的生活。沒有變成湖的南灣、沒有高樓的主教山風景、燒燬前的聖保祿教堂……都能從錢納利的畫作中看到。

十九世紀的南灣海岸
燒燬前的聖保祿學院
玫瑰堂前的中國人檔口

多得錢納利的畫作,讓後人得以一睹十九世紀澳門舊城區的風景。

Alex Lou

當年今日:這一天,氹仔是屬於澳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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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5月6日,可能是風和日麗的一天,澳門總督亞馬留收到下屬的報告:在氹仔的碉堡終於峻工。得知消息後,亞馬留馬上把這份「喜訊」分享給清廷的兩廣總督耆英。耆英知道後立即派人到氹仔一看,發現葡萄牙人真的建了一座碉堡,有五、六名士兵駐守。這是葡萄牙人的小碉堡,卻是他們進犯的一大步。原本以為耆英會有甚麼大動靜,但亞馬留只收到他的回覆:「該地不在葡萄牙人的界址中,但我還是同意了貴總督的再三請求。」

事實上,葡萄牙人向耆英請求在氹仔蓋房子已經不是一天的事情,他們只有一有機會便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請出申請。自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葡萄牙人感受到滿清軍隊不過是一隻「紙老虎」,於是向當時還是欽差大臣的耆英提出澳門半島和氹仔皆屬於澳葡政府的,而且像英國人一樣不用交地租(1843年的《澳門議事會九請》)。雖然耆英已經多次代表清廷與西方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但面對葡萄牙人的要求卻無動於衷,甚至連是在氹仔蓋一座房子、豎立一支旗的請求,他也嚴厲地拒絕。雖然如此,葡萄牙政府依然用盡一切方法來奪得氹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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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總督耆英

葡萄牙人之所以要控制氹仔有幾個原因。在氹仔西部有一個大海灣,據葡萄牙官方所稱能停泊500噸以上船隻,這些船隻是澳門港口所不能停泊的。其次,當葡萄牙佔領澳門之時,其他歐洲國家亦嘗試從中國人的手上得到一個貿易港,因此千方百計也會停泊商船到氹仔,這使葡萄牙人相當不安。不過,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局勢改變,澳葡政府佔領氹仔更多是為了多一個港口,以及多一些稅收。

雖然清廷一直阻止葡萄牙人奪得氹仔,但葡萄牙女皇瑪麗亞二世宣佈澳門是自由港的時候,氹仔亦已經被列入其中;至於執行的工作則由亞馬留總督於1847年來完成,他建造一座碉堡來防禦海盜,以示佔領。當然,一座小碉堡只是用來擺態,重頭戲是在氹仔西部建造的炮台,在同年九月九日完工。面對米已成炊的情況,耆英只好「雖然我不同意你的作為,但我尊重你的行動」地接受情況。

建造氹仔炮台不過是佔領的第一步,其後葡萄牙人開始規管氹仔港、向村民徵收稅項。直到1853年,澳門總督吉馬良士向葡萄牙政府報告時,已經表示「許久以來,我一直想擴展在華的葡萄牙領地。在我職內,終於將氹仔變為了完全的葡萄牙屬地。」

Alex Lou

當年今日:廣州商團托英國領事禁澳門賣「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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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4月16日,廣州各家商會向英國領事聯署,要求他們協助禁止在澳門賣「豬仔」,因為葡萄牙領事不問不究、視而不見,所以託英國與葡萄牙多年的深交,發揮影響力。眾所周知,澳門在十九世紀中葉淪為苦力港,設有多家招工所(也就是「豬仔館」),大批受騙的華工從澳門乘坐輪船出洋,經歷一次痛苦而且可能不歸的航程。

話說起來,為何鴉片戰爭後出現大批華人出國的情況呢?事實上,在明清時期有不少福建人、廣東人出洋到海外經商和打工;而在鴉片戰爭前,華人從澳門坐船出發到東南亞港口也是平常事。大家會問朝廷不是下令「寸板不得下水」,禁止百姓私下出海嗎?無錯,這是朝廷的命令,但海洋為沿海居民提供大量「油水」,不只百姓無視禁令,官員不太理會,甚至嘗試遊說朝廷取消。因此,大批福建和廣東人到馬六甲、巴達維亞、馬尼拉和暹羅等地經商和工作。這些人當中包括商人、工匠和小販,也有在農忙過後的農民。

與十九世紀的苦力工不同,十九世紀前的華人在海外擁有較高的地位。雖然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以武力征服東南亞的港口,但他們卻未有能力管理當地,而華人常常成為這些歐洲殖民者的助手,他們不但是歐洲人與中國貿易的中間人,更代替殖民者向當地居民徵稅,甚至從事開拓危險的礦區,所以海外華人與東南亞殖民地早期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除了歐洲殖民者之外,海外華人亦為暹羅、越南和占婆等東南亞國家服務,甚至自組自治政權(蘭芳共和國)。

順帶一提,早期華人並不存在海外移民的想法,出國只是臨時的,有錢便回家享福,但這些「歸僑」卻成為地方官員敲詐勒索的對象。直到1754年,乾隆允許海外華民能隨時隨地歸國,「家」的大門是常開的。今天時常聽到「發達便移民出國」,但過去卻是「發財便回家享福」,可惜並非所有人能實現願望,不少人最終客死異鄉,葬於海外。正因為與「家」的聯繫,這成為海外華人在海外生存的資本,以方言和家鄉來團結同袍,一起克服陌生地方的困境,這也是為何華僑社群的獨特之處。

Alex Lou

當年今日:白銀禁止,交易請用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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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由澳門先進公司印製的澳門葡幣(圖片來源: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878#!prettyPhoto[gallery1]/1/)
在澳門生活用葡幣是常識,但偶然忘了帶錢出門,港幣和人民幣也會用上。不過,如果回到一百年前的澳門,你會發現澳門是一個貨幣「雜」中地。到底「雜」成甚麼程度?清鈔、銀號的銀票、廣東銀元、銅幣和港紙……只要澳門鄰近地區使用的貨幣,大概能在市面上找到。有人會問,當時大西洋銀行不是已經發行葡紙嗎?的確,澳葡政府早在1905年時把澳門葡幣定為法定貨幣,但如果你問當時的老百姓,他們可能會答「唯一?官方?法定貨幣?你講咩呀!反正手上揸著嘅錢用到就得啦!」作為「官方」的「法定貨幣」的澳門葡幣,只是在交稅、交租等對官方事情上使用。

澳門葡幣的地位在民間確立起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由於日軍佔領澳門鄰近地區,打亂了貨幣使用的情況。港幣被停用(市面上還流通日佔前發行的港幣);在莫桑比克印刷的葡幣因海上封鎖而無法運往澳門。為了穩定隨時崩潰的經濟,澳葡政府向葡萄牙請示,獲准在本地印刷澳門葡幣。這批貨幣成為澳門史上唯一一批自行印刷的貨幣,於1944年2月印製,分為100元、50元、25元和10元四種。與此同時,澳葡政府亦頒佈禁止使用銀票、內地貨幣,正式規定澳門幣為唯一的貨幣,結束長久而來百「幣」叢生的情況。為何以前不嚴格執行,那是澳葡政府出於「尊重華人習慣」。至於中國人一向使用白銀,亦在同年四月一日被禁用,使澳門葡幣成為澳門唯一的交易貨幣。

Alex L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