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抹殺澳門史上最惡毒的禁書

澳門史學家徐薩斯 / 裘昔司(圖片來源:Macau Antigo)

1926年6月15日,澳門警察突擊搜查一個土生葡人的住所,還有慈幼印刷商務公司的工廠。政府人員大為緊張,萬一再遲一步,一部萬惡的書籍將會在澳門市面上發行,幸好總算趕得上,警察在兩處地方一共繳納五百冊禁書。這本禁斷之書為《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曾經被市政廳視為「迄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而作者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亦被澳葡政府表彰為富有愛國精神的澳門歷史學家,但現在卻成為被抹殺的目標。

雖然今天《歷史上的澳門》不再是一部禁書,而且是研究澳門史不可或缺的材料,但該書的內容仍然是相當具爭議性。徐薩斯主張澳門是明朝政府讓給葡萄牙人,這否定了中國對澳門的擁有權,認為葡萄牙人佔領澳門是合理的,因此徐薩斯被今天的一些歷史學家視為「殖民主義狂熱的辯護士」(黃鴻釗,《歷史上的澳門》序)。當然,當《歷史上的澳門》在1902年出版時,卻被澳葡政府奉為澳門史的「神作」,為何在1926年重版時被打入禁書之列呢?

關鍵是徐薩斯新增的三章內容。在第二十七章,徐薩斯批評腐敗的官僚把外港工程拖垮了,白白浪費一次起死回生的機會,使澳門「變成一個笑柄」。

「這就是一個敷銜塞責、軟弱無能的殖民政權,與現代商業以及國家進步和生命力的所有要求都是那麼的格格不入。不,葡萄牙似乎不能或不願理解這樣的政權今天意味著甚麼,而且與昔日的輝煌和特權相比,現在的境況是多麼的悲慘,而澳門本該有另一番景象啊。」(《歷史上的澳門》,頁292)

除了毫不保留地抨擊澳葡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之外,更甚的是他連葡萄牙政府也不放過。雖然徐薩斯認為葡萄牙的政治亂象是保皇派搞事,但他直斥「里斯本議會本身就以喧嚷吵鬧,黨派紛爭和辦事草率而臭名眧著,它甚至能忘了年復一年的預算」(《歷史上的澳門》,頁296)澳門發展的希望就這樣被宗主國扼殺,打造旅遊城市的希望落空了,澳門只能靠鴉片和賭窟來苟延殘喘,昔日的「天主聖名之城」現在淪落到道德喪亡的地步。

這些內容狠不狠辣?精不精彩?刺不刺激?不過,本書最致命的是第二十九章,徐薩斯竟然提出把澳門交由「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即「聯合國」的前身)託管。徐薩斯的主張是以當時上海為例子,他認為這是上海能繁榮起來的主因。

「這樣,如果葡萄牙明智地將這塊忠心的殖民地置於國聯的託管以抵禦更多的毀因,同時賦予澳門以自治政府的全部權利,這絲毫不是甚麼掉臉的事,澳門也就處在國際保護之下並且與緊急情況的要求相一致了。」(《歷史上的澳門》,頁318)

當《歷史上的澳門》在澳門出版前一天,徐薩斯的批評和主張在香港的報章上被大肆報導。由於他是遠東的學者中具有一定地位,他的內容立即在香港和澳門火起來,甚至引起國際的關注。批評可以忍,但要求葡萄牙交出澳門,這就不能接受,澳葡政府於是馬上行動,率先封鎖這批書籍。澳門兼里斯本的議員席爾瓦(Francisco A. da Silva)也在《祖國報》(A Patria)上發表文章,予以強烈抨擊,要求徐薩斯更正書中歪曲的內容。然而,率直的徐薩斯可沒有放棄,他在香港的報章反擊這是政府侵犯言論和出版自由,並向澳門法院提出訴訟。

很多有關徐薩斯的生平提到,澳門法院宣判徐薩斯的「某些敘述違反出版法,被判處四個月的監禁,亦可選擇支付罰金」,然後於1927年在香港病故,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快……筆者指的是法院的審判時間,因為這是錯誤的記錄。事實上,訴訟結果在1928年4月27日才宣判,而在漫長的等待中,徐薩斯一直在香港九龍的庇護所過著心力交瘁的生活。當訴訟結束後,徐薩斯離開自己的故鄉,來到上海生活,也在1932年5月19日卒於當地。

香港和上海開埠後,澳門不少土生葡人前往這兩個商業新寵工作,徐薩斯也是其中一份子。徐薩斯於1902年完成《歷史上的澳門》,其後在上海工作時又寫了一本《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書名被譯為《上海通商史》或《晩清上海史》,而徐薩斯的名字則被譯為裘昔司)。當他目睹香港和上海一步一步地繁華起來,反而自己的家鄉澳門卻淪落下去;於是透過這部作品發出咆嘯、警醒人們,希望讓澳門重拾昔日的光輝,但最後卻招來自身的毀滅,被自己的家鄉流放。或許徐薩斯留給後世是歪曲歷史的殖民狂熱者的印象,但也不應抹殺他對澳門的熱愛。

Alex Lou

當年今日:感謝你,為澳門留下一幅幅珍貴記憶

「由孟買來澳門定居了二十多年的老僑民柏切克.史超域(Patrick Steeart)和一位在廣州居住了多年的柏西商人魯斯.托姆吉(Hurjeebhoy Rustomjee),兩位都是錢納利的老朋友,加上我,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在1852年5月30日早上四時半溘然長逝。」

這是英國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在《舊中國雜記》中,回憶起好友錢納利離開人世時的情景。遺體由醫生屈臣(Thomas Watson)來解剖,他是錢納利的好友兼繪畫上的徒弟,屈臣原本以為這位食貨是死於胃病,但其後發現是死於腦中風。

錢納利在澳門基督教墳場的墓地

這位七十八歲的老人,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家鄉英國,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印度,而澳門則是人生最後一個三分之一的居住地。這位畫家之所以環繞半個地球,從歐洲來到澳門,有人說他是避債,但他表示自己是避老婆。

不過,一個畫家來到中國沿海的小城,會不會擔心「搵唔到食」?事實上,錢納利在東方的歐美貴族圈裡非常出名,很多外國商人會找他畫頭像或全家幅,加上他為人風趣幽默,使他相當受人歡迎,靠繪畫來養活自己。錢納利在鵝眉街的畫室,成為不少人來切磋畫藝的好地方。當然,除了畫人之外,錢納利閒時也喜歡在澳門街頭素描速寫,記錄大量澳門舊景、人們的生活。沒有變成湖的南灣、沒有高樓的主教山風景、燒燬前的聖保祿教堂……都能從錢納利的畫作中看到。

十九世紀的南灣海岸
燒燬前的聖保祿學院
玫瑰堂前的中國人檔口

多得錢納利的畫作,讓後人得以一睹十九世紀澳門舊城區的風景。

Alex Lou

考試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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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中國人之考試難絕世界、相當內容終生無用,皆因為求教育機會之更平等而進行必要之篩選。當下之澳門,政府財力雄厚廣置大學,中華兩岸大專亦對本埠考生相當優待,澳門之就學環境有如大中華之溫室,澳門學生之教育不必以篩選為目的。既不必在上篩選上多費周章,可以放心放手進一步在各學科去除流弊,放眼將來。

澳門政府近年提倡本地學子多放眼祖國內地,一則內地機遇繁多;二則隨著內地各方面發展,粵澳界限必將越漸模糊甚至一體。此方針正確,但仍雖補足。諸君可以想像,當澳門與珠海無異之日,澳門人所面對的競爭環境為何?是一個對全國學子開放的市場。坦白而言,今日澳門畢業生薪酬較內地、香港、台灣同等水平者高相當多,且並無顯著優勢可言。如果今日溫室打破,必哀鴻遍野。問題迫在眉切,澳門教育必須於此日來臨之前讓澳門形成優勢,以防禦薪酬隔膜打破時之衝擊。

基礎知識可以讓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要讓澳門人將來留在大華高薪一族靠拼基礎知識是自欺欺人之舉,高新創意才是高薪之根本,所以教育應走創新之路而非追趕內地雄厚基礎知識之途。科科皆精固然最好,但非人人可以,不應要求學生各學科達標而應培育學生個別學科優異,偏科是正確而實用的,不應被某些考試制度扭曲。現時新增之四校聯招雖稱不是統考但其實容易發展成統考,統考並非絕對壞事。種種原因,澳門相當多學校之教學目標仍是以考試為目的,統考會引領大部分學校的教學方式,現時四校只考語文及數學,如此起步尚算合理,但一看之下頗不鼓勵多元發展、鼓勵創意。快捷之法,各大學可以相對更重視學生多元技能、減少錄取時筆試所佔比例則更佳;長遠必須不斷優化考試內容;做了則要廣加傳宣以鼓勵學校、家長改變其教育方式。由大專錄取方式帶動,學校、家長則樂意跟隨。如此讓考試和錄取方式更鼓勵創意、多元,許多學者有所著述、先進地區有所示範,望社會各界多多學習關注、大學招生當局繼續努力不懈。

澳門比起內地,暫時具有外遊方便、資訊自由、課堂學習壓力少等優勢;此正是培育創意的良好土壤,現時雖有落後而不必絕望,各位同儕共勉。

Ultra

當年今日:這一天,氹仔是屬於澳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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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5月6日,可能是風和日麗的一天,澳門總督亞馬留收到下屬的報告:在氹仔的碉堡終於峻工。得知消息後,亞馬留馬上把這份「喜訊」分享給清廷的兩廣總督耆英。耆英知道後立即派人到氹仔一看,發現葡萄牙人真的建了一座碉堡,有五、六名士兵駐守。這是葡萄牙人的小碉堡,卻是他們進犯的一大步。原本以為耆英會有甚麼大動靜,但亞馬留只收到他的回覆:「該地不在葡萄牙人的界址中,但我還是同意了貴總督的再三請求。」

事實上,葡萄牙人向耆英請求在氹仔蓋房子已經不是一天的事情,他們只有一有機會便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請出申請。自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葡萄牙人感受到滿清軍隊不過是一隻「紙老虎」,於是向當時還是欽差大臣的耆英提出澳門半島和氹仔皆屬於澳葡政府的,而且像英國人一樣不用交地租(1843年的《澳門議事會九請》)。雖然耆英已經多次代表清廷與西方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但面對葡萄牙人的要求卻無動於衷,甚至連是在氹仔蓋一座房子、豎立一支旗的請求,他也嚴厲地拒絕。雖然如此,葡萄牙政府依然用盡一切方法來奪得氹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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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總督耆英

葡萄牙人之所以要控制氹仔有幾個原因。在氹仔西部有一個大海灣,據葡萄牙官方所稱能停泊500噸以上船隻,這些船隻是澳門港口所不能停泊的。其次,當葡萄牙佔領澳門之時,其他歐洲國家亦嘗試從中國人的手上得到一個貿易港,因此千方百計也會停泊商船到氹仔,這使葡萄牙人相當不安。不過,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局勢改變,澳葡政府佔領氹仔更多是為了多一個港口,以及多一些稅收。

雖然清廷一直阻止葡萄牙人奪得氹仔,但葡萄牙女皇瑪麗亞二世宣佈澳門是自由港的時候,氹仔亦已經被列入其中;至於執行的工作則由亞馬留總督於1847年來完成,他建造一座碉堡來防禦海盜,以示佔領。當然,一座小碉堡只是用來擺態,重頭戲是在氹仔西部建造的炮台,在同年九月九日完工。面對米已成炊的情況,耆英只好「雖然我不同意你的作為,但我尊重你的行動」地接受情況。

建造氹仔炮台不過是佔領的第一步,其後葡萄牙人開始規管氹仔港、向村民徵收稅項。直到1853年,澳門總督吉馬良士向葡萄牙政府報告時,已經表示「許久以來,我一直想擴展在華的葡萄牙領地。在我職內,終於將氹仔變為了完全的葡萄牙屬地。」

Alex Lou

傲慢與貪婪:日本武士、荷蘭商人和澳門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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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引起熱議的電影《沈默》,講述的正是德川幕府對天主教徒的壓迫。

 

那是1608年6月10日,一艘屬於日本領主有馬晴信的商船駛進阿媽港,從裡頭走出約五十名束著武士刀的日本水手,大搖大擺地闖入市中心,嚇壞了當地的華人居民。議事會派員來要求他們保持低調,還建議最好換上華人服飾,以免朝廷懷疑葡人勾結倭寇。對方拒絕,不久開始到處亂打亂砸,讓整座城市雞飛狗走。

 

那時代的澳門既無澳督也沒駐兵,城裡的法官於是帶著僕役前來調停,結果同樣被痛毆一頓。城內的教堂紛紛鳴鐘示警。這時候,中日巡航司令安德烈‧佩索帶著士兵聞訊而至,在盛怒中屠殺了近三十名日本水手。如果不是耶穌會士及時趕到,苦口婆心地進行調停,全澳門城的日本人恐怕也會成為司令的刀下亡魂。

 

中日巡航司令是澳門城最強大的人物,肩負著把價值連城的中國貨運往日本,再從日本載回滿船白銀的偉大使命。他們的艦隊備有多門大炮,和數百名士兵。在未設立總督的時代,每當他們從日本回航時,就會負責澳門的防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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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日澳貿易的葡萄牙商船。Source: LinkedIn.com

那麼中日巡航司令最可能遇上的敵人是誰呢?答案是荷蘭人。就在日本水手闖進澳門城的數個月前,幾艘荷蘭船出現在澳門外海,意圖與華人通商。佩索馬上率領六艘戰船攻擊對方。對方意外地未全力接戰,而是火速逃入外海。佩索由此判斷對方必然有詐,肯定是早已在外海埋下伏兵,就等他自投羅網。他越想越怕,竟不敢把艦隊開赴長崎貿易,寧願呆在澳門無所事事。就在在骨節眼上日本水手出現了,還大鬧澳門城,結果精神早已非常緊繃的佩索反應過度,大開殺戒,終於鑄成大錯。

 

如果沒有這一役的話,往後的日本天主教的處境也許不致於如此惡劣吧。的確,豐臣秀吉在廿年前就頒佈了驅逐教士的《伴天連追放令》、又在十年前在長崎處決廿六名天主教徒。然而他過世後,新霸主德川家康以寬容得多的態度默許教士在日本傳播信仰。然而如今澳門的這一役,卻提早結束了雙方的蜜月期。

 

1609年,佩索終於鼓起勇氣,動身前往長崎。船隊才一靠岸,佩索就馬上和長崎長官發生衝突。該長官是位日本天主教徒,但這身份無礙他的貪婪之心:他要求以低價購入船貨,理由是他打算把這些船貨獻給德川家康,佩索並不買帳,雙方於是各自派員向德川家康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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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初歐洲人筆下的日本武士。Source: Wiki

當德川家康接到申訴後,他並未立即採取行動。然而沒多久一群商人從澳門返回日本,向領主有馬晴信哭訴佩索兩年前在澳門的大屠殺。有馬晴信也是基督徒,但這同樣無損他的報復之心:他馬上向德川家康匯報此事,要求沒收船貨、處決佩索。然而,德川家康仍舊不為所動。

 

壓垮佩索的最後一根稻草,卻是來自另一艘擱淺的西班牙大帆船。和當年的聖菲力浦號不同,船員這次獲得了德川幕府的熱情招待。寒暄一番後,家康問,你們西班牙人能像葡萄牙人那樣,把中國貨載到日本來嗎?而船員們順口開河:當然可以呀,而且我們能幹得更棒! (1)

 

樂不可支的德川家康馬上下令拘捕佩索一干人等。這時我們終於明白德川家康一直以來的包容與沈默,其實都是基於對得罪葡人就會失去中國貨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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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像。Source: Wiki

接下來是一系列盡顯人性光輝與醜陋的劇情:一些奉教的日本老百姓,冒死把消息通知了佩索,促他盡快離開。可是葡萄牙水手堅拒上船離開,因為他們覺得司令和日本人間的私怨,不應妨礙他們發財的機會。因此當有馬晴信和長崎長官帶著大軍抵達時,大多數水手都還在岸上閒晃著。戰爭最後持續了三日三夜,最終絕望的佩索為避免落入日本人手上,下令點燃大帆船上的火藥。在漆黑中大帆船爆出一團火球,船身粉碎,與船員一同葬身大海。從那時起直到今日,附近海域還是會不時撈出白銀、大炮和聖像。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完結。德川家康手下的一名寵臣,派了一位小嘍囉來祝賀有馬晴信戰勝了葡萄牙人。由於這名嘍囉也是天主教徒,很快就和有馬晴信混熟起來。他在有馬晴信面前自吹自擂,說自己有多受主公重用,而主公又有多受家康的器重。有馬晴信為此獻上鉅額賄款,希望嘍囉能當中間人賄賂那位寵臣大人,以說服家康增加自己的領地。嘍囉帶著鉅款愉快離開,卻從此音訊全無。

 

1612年,有馬晴信到東京朝見大將軍,遇到了那位寵臣大人。在一番旁敲側擊後,他發現對方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筆交易。有馬晴信自知當上騙案苦主後氣昏了頭,竟把事情的來龍去脈稟報了德川家康,要求代為主持公道。家康把那位嘍囉抓起來活活燒死後,竟下令有馬晴信自盡,震驚日本朝野:嘩,不就是賄賂嘛!有必要這麼狠嗎?

 

德川家康當然另有遠大圖謀。其實從上述的故事裡,不難發現日本天主教徒已經建立了一個包括貴族、庶民和歐洲人的人際網絡,能互通消息、互相包庇。德川家康只不過是借賄賂事件鏟除天主教勢力而已。他在下令有馬晴信自盡後,馬上頒佈了全國禁教令,而且這次執行得非常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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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在日本大街招搖過市的時代,終為德川幕府所終結。Source: Wiki

有馬晴信的兒子為繼續父親的領地,宣佈放棄信仰,並流放了奉教的妻子,改娶了德川家康的養女,然後熱情配合幕府對天主教徒的鎮壓。此後數年,大量被迫流亡的日本教徒湧進澳門。大三巴的前壁,就是此時在他們的協助下修建完成的。直到今日,你還是能在大三巴的地下博物館裡,看見那些他們當初珍而重之地帶到澳門來的殉道者遺骨。

老師乙

(1)Charles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 277.

創立考試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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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是一件怎樣的事?大中華區除澳門外都有統考,只有澳門不設;今年澳門開始第一屆四校聯招,爭議頗多,筆者認為發展成統考的機會頗大。下文一同看歷史看考試。

中華民族是最早有統考的文明,隋唐時期開始科舉制度,至宋代發展成熟,筆者在前文提過科舉是推動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重要制度,讓中國有了當時世界最適當的選官制度、最公平的社會流動制度;到了近代,西歐領先世界,清末時,康梁看到當時的科舉是中華落後之主因,倡議改革。中國是成也科舉,敗也科舉。所以科舉本身不好好壞,好壞在於科舉之目的與方法間之配合度。科舉是一種選官制度,目的在選任政策之執行者與決策者,科舉興起之時目的清晰執行者需通曉文書、決策者需懂政事時務;故有考辭章策論、擇優錄取。此時之中國領先世界。元代之時科舉地位有所降低,至明清之時改考八股,近代社會抨擊科舉全是抨擊此時代之考法,以朱子之學為宗,思辨限制大增從而限制了整個中國在政治制度、科學發展等不同領域之進步,最終致使中國落後於西歐;由是觀之,教育及考試之發展關係國家民族之興廢。大航時代後,耶穌會士讓西歐認識考試,近代歐洲也學習了考試這種選官方法,時至今日,考試已傳遍世界。以中華文化為本的東亞地區學子仍然是世界最擅於考試人群。

回到當下的教育發展,中、港、台之教育部門近年致力讓教育變得更適應當今之世,取材之法走向多元能力。以大陸地區歷史學科為例,高中課本改革成專題式,多分析而減少背誦。台、港地區亦有此勢頭。再到澳門,近年教青局工作相當積極,大體值得讚許。今年中、小學開始陸續實行基本學力要求,歷史科基力內容筆者認為頗合理,然就學校和老師執行時考慮其實甚多,除基力內容本身外,考試之方式及內容、基礎教育之根本目的、前線老師之工作負荷等等。

我們考試可以怎樣發展、我們的教育可以怎樣前進、中學歷史科如何變得更在地。下周將作進一步討論。

Ultra

澳門、西班牙與豐臣秀吉:誰把日本教徒送上絕路?

現在回想起來,一切都是那西班牙船長的錯。

 

那是1596年,西班牙大帆船聖菲力浦號在土佐國沿岸擱淺。在過去,歐洲船隻在日本擱淺實屬等閒之事。事實上,歐洲人與日本的最初邂逅,正是發生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一場海難。當時一艘葡萄牙船擱淺在種子島,旋即受到九州地區各路諸侯的爭相歡迎。當地諸侯經常殺來殺去,因此對葡萄牙人的火槍鐵炮趨之若鶩;又由於明朝早已嚴禁日本人到中國貿易,因此他們都非常垂涎大帆船上的大批中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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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6世紀赴日貿易的葡萄牙商人曾風光一時。

葡萄牙商業據點從那時起如雨後春筍地在九州建立起來。傳教士尾隨而至,並火速和島上的佛教徒發生衝突,互相砸對方的寺廟和教堂。九州諸侯們對此取態各異:例如最早接待傳教士的島津貴久,就冒著嚇跑葡萄牙商人的風險,把這些傳教士掃地出門;然而大村純忠卻把逃難而來的傳教士安置到轄下的長崎港裡,還強迫當地的佛教徒通通遷走。

 

到澳門開埠後,葡萄牙商人就更是底氣十足了。明朝本身有好幾個開放給朝貢國貿易的港口,但全都把日本拒諸門外。澳門就成了唯一能合法進行對日貿易的中國港口。不管有多討厭歐洲傳教士,諸侯都只能悶在肚子裡,就怕來自阿媽港的大船會揚長而去,跑到別的諸侯領地去。

 

1596年,當聖菲力浦號擱淺在日本海岸時,澳門的繁榮達到頂峰,每年從日本進口近60萬枚銀幣。聖腓力浦號雖說是艘西班牙大帆船,卻和澳門侍奉著同一位君主:菲力二世。菲力原本只是西班牙的國王,卻在廿年前兼併了葡萄牙,因此同時統治著兩大航海帝國的殖民地。這位地球霸主的勢力之大,可從聖腓力浦號的航線看出。這艘大帆船當時從以菲力命名的菲律賓島出發,準備前往同樣臣屬於菲力的殖民地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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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國王菲力二世

比起被吹往住滿獵頭族的島嶼,擱淺在日本乃不幸中之大幸。船員們期待,日本人會和以前一樣,送上食物和水,然後爭先恐後地吵著要和他們貿易。可是,在狂風暴雨中,船上一位也是叫菲力的方濟各修士,卻目睹了神秘的異象:岸上出現了一座純白色的十字架,並在菲力眼前突然變成了血淋淋的紅色。

 

對船上的西班牙商人來說,異象卻是發生在登陸之後。一名日本官員奉召前來,不是奉上食水也沒有要求貿易,而是乾脆沒收了他們所有貨品。他們目瞪口呆:這怎麼可能?

 

其實,從十年前起日本就開始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初把傳教士趕出領地的島津氏,揮軍攻擊那些已改信天主教的諸侯。後者只得向當時已快統一全日本的豐臣秀吉求救。正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1586年,豐臣秀吉對全九州進行了直接控制,又沒收了長崎港作為自己的直轄地。一年後他又頒布《伴天連追放令》,宣佈要放逐所有的「伴天連」(Padre,指神父)。

 

可是,喂,等等,這難道不怕得罪我們亞媽港的商人嗎?其實,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澳門雖然仍掌握了中國貨貨源,卻已不像以往那樣能夠挑選銷售對象了。若拒絕服從豐臣秀吉的新遊戲規則,對日貿易就會中斷,澳門也將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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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長崎二十六殉道者紀念像

就在這要命的時刻,聖腓力腓號來到了日本,這倒不是說他們從踏上日本的一刻就註定在劫難逃。日本為了要繼續和澳門做生意,實際上並未全力執行《伴天連追放令》,而是放任地下教會繼續滋長。至於聖菲力浦號因船難擱淺,豐臣秀吉就更沒有大開殺戒的必要了。

 

最終把大家害慘了的,卻是西班牙船長不合時宜的外交手腕。他沒有發現日本已時移世易,竟恐嚇沒收船貨的日本官員,更指西班牙國王兵強馬壯,征服世界指日可待。更糟糕的是他還聲稱船上的方濟各會士是西班牙征服世界的先頭步隊。對方確實被他嚇壞了,效果卻和船長所預期的相反,豐臣秀吉逮捕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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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現藏於澳門天主教藝術博物館的17世紀油畫,繪畫出長崎大殉道時的情景。

神父們勾結外國勢力、顛覆政府,至此終於「罪證確鑿」。包括菲力神父在內的26名神父和教徒在遊街示眾後被押往長崎,釘在十字架上處決,史稱「廿六聖人」。時至今日,你仍可以在大三巴的地下墓室,找到一幅描繪當時景象的古老油畫。

 

然而,這只不過是天主教徒流的第一滴血。歷史將證明船長的口供不只毀了日本天主教,也將改寫澳門的命運。

老師乙

參考資料:

John Whitney Hal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4. 1991

Patrizia Carioti, ‘the 1622 Dutch Attempt to Conquer Macao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ast Asia’, Review of Culture 15, 2005

 

圖1: https://tokdehistoria.com.br

圖2: wiki

圖3:https://tropki.com

圖4: thehistoryblog.com

當年今日:廣州商團托英國領事禁澳門賣「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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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4月16日,廣州各家商會向英國領事聯署,要求他們協助禁止在澳門賣「豬仔」,因為葡萄牙領事不問不究、視而不見,所以託英國與葡萄牙多年的深交,發揮影響力。眾所周知,澳門在十九世紀中葉淪為苦力港,設有多家招工所(也就是「豬仔館」),大批受騙的華工從澳門乘坐輪船出洋,經歷一次痛苦而且可能不歸的航程。

話說起來,為何鴉片戰爭後出現大批華人出國的情況呢?事實上,在明清時期有不少福建人、廣東人出洋到海外經商和打工;而在鴉片戰爭前,華人從澳門坐船出發到東南亞港口也是平常事。大家會問朝廷不是下令「寸板不得下水」,禁止百姓私下出海嗎?無錯,這是朝廷的命令,但海洋為沿海居民提供大量「油水」,不只百姓無視禁令,官員不太理會,甚至嘗試遊說朝廷取消。因此,大批福建和廣東人到馬六甲、巴達維亞、馬尼拉和暹羅等地經商和工作。這些人當中包括商人、工匠和小販,也有在農忙過後的農民。

與十九世紀的苦力工不同,十九世紀前的華人在海外擁有較高的地位。雖然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以武力征服東南亞的港口,但他們卻未有能力管理當地,而華人常常成為這些歐洲殖民者的助手,他們不但是歐洲人與中國貿易的中間人,更代替殖民者向當地居民徵稅,甚至從事開拓危險的礦區,所以海外華人與東南亞殖民地早期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除了歐洲殖民者之外,海外華人亦為暹羅、越南和占婆等東南亞國家服務,甚至自組自治政權(蘭芳共和國)。

順帶一提,早期華人並不存在海外移民的想法,出國只是臨時的,有錢便回家享福,但這些「歸僑」卻成為地方官員敲詐勒索的對象。直到1754年,乾隆允許海外華民能隨時隨地歸國,「家」的大門是常開的。今天時常聽到「發達便移民出國」,但過去卻是「發財便回家享福」,可惜並非所有人能實現願望,不少人最終客死異鄉,葬於海外。正因為與「家」的聯繫,這成為海外華人在海外生存的資本,以方言和家鄉來團結同袍,一起克服陌生地方的困境,這也是為何華僑社群的獨特之處。

Alex Lou

當年今日:白銀禁止,交易請用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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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由澳門先進公司印製的澳門葡幣(圖片來源: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878#!prettyPhoto[gallery1]/1/)
在澳門生活用葡幣是常識,但偶然忘了帶錢出門,港幣和人民幣也會用上。不過,如果回到一百年前的澳門,你會發現澳門是一個貨幣「雜」中地。到底「雜」成甚麼程度?清鈔、銀號的銀票、廣東銀元、銅幣和港紙……只要澳門鄰近地區使用的貨幣,大概能在市面上找到。有人會問,當時大西洋銀行不是已經發行葡紙嗎?的確,澳葡政府早在1905年時把澳門葡幣定為法定貨幣,但如果你問當時的老百姓,他們可能會答「唯一?官方?法定貨幣?你講咩呀!反正手上揸著嘅錢用到就得啦!」作為「官方」的「法定貨幣」的澳門葡幣,只是在交稅、交租等對官方事情上使用。

澳門葡幣的地位在民間確立起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由於日軍佔領澳門鄰近地區,打亂了貨幣使用的情況。港幣被停用(市面上還流通日佔前發行的港幣);在莫桑比克印刷的葡幣因海上封鎖而無法運往澳門。為了穩定隨時崩潰的經濟,澳葡政府向葡萄牙請示,獲准在本地印刷澳門葡幣。這批貨幣成為澳門史上唯一一批自行印刷的貨幣,於1944年2月印製,分為100元、50元、25元和10元四種。與此同時,澳葡政府亦頒佈禁止使用銀票、內地貨幣,正式規定澳門幣為唯一的貨幣,結束長久而來百「幣」叢生的情況。為何以前不嚴格執行,那是澳葡政府出於「尊重華人習慣」。至於中國人一向使用白銀,亦在同年四月一日被禁用,使澳門葡幣成為澳門唯一的交易貨幣。

Alex Lou

指兔為羊?

Vol.4 指兔為羊?

手上拿着的是甚麼東東?
手上拿着的是甚麼東東?

           難得新春放大假,當然周圍去逛逛。這一次筆者來到新開的聖若瑟修院藏珍館參觀,順道尋找一些新奇有趣的「動物」,果然有意外收穫。筆者在二樓展廳留意到一尊手持「兔子」卻外表滄桑的聖象,細看簡介這就是聖經故事中鼎鼎大名的施洗約翰。筆者思前想後也想不到他與兔子有甚麼關係呢?這樣便帶着疑問走到行另一個展室,卻在一幅油畫中的看到約翰手持着一隻羔羊。

          究竟約翰手持着的是羊還是兔呢?思量許久,筆者卻想起昔日學校舉行彌撒時常唱一首歌曲,歌詞的第一句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翻查一下《聖經》,在《約翰福音》中找到這一句話「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這是施洗約翰遇見耶穌時所說的話,這樣子答案便呼之欲出。所以在宗教藝作品中,施洗約翰的畫像多手持着一隻羔羊,以紀念他為耶穌施洗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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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約翰油畫

          筆者每日下班時都會看到長長的人龍盤據着街口的羊腩煲攤,可想而知羊是多美味可口。然而,美味可口的羊為何可以代表耶穌呢?這想起以前讀過的齊桓晉文之事章之一文中提及的釁鐘儀式,齊桓公不忍心看見牛害怕被宰殺的樣子,以羊代替牛作為祭品,這頭羊便成了代罪羔羊。另一個較為著名故事是上帝曾要求亞伯拉罕將他獨子獻給衪,以此試驗他對上帝的忠誠,結果他通過了考驗,上帝便安排了一隻公羊代替了他兒子作為祭品,這個故事也成了伊斯蘭教宰牲節的源由。由此可見,古今中外羊多被用作祭獻的牲口,亦聖經時代人們用作贖罪的代罪羔羊。

 

          在基督信仰中耶穌是為人救贖人類而犠牲的代罪羔羊,所以羊的形象常常出現在宗教藝術和彌撒用品中,如聖餐禮中的聖杯,聖爵和存放聖體的聖體盅,這些器物多飾有羔羊圖案,倘若各位將來到教堂或博物館參觀,不仿也留意一下這些具有深意的圖案。

子軒

聖體盅
聖體盅
聖體盅上的羔羊圖案
聖體盅上的羔羊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