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藝術與古代藝術

「美術」作為「藝術」的一個門類，必然與藝術有著許多的共通性，美術創作豐富了藝術的表現力，在一定的社會發展條件之下，還可以和科技結合衍生成為新藝術。此外從審美和美育的角度談「美」的問題，不僅概括著整個文藝範疇，並且和倫理學、哲學等領域相關，構成如美學的理論科學。

中國美術史主流思想就歷史的進展可分為三皇五帝時代字文畫、三代器物畫、春秋戰國時代、秦代、漢代、三國時代、六朝時代、隋代、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來介紹其特色及影響。本文所處理的是三代時期的器物問題—青銅器。

所謂器物的圖案，就是指器物的造型方法及器物表面圖案的製作方法，不論是獸體獸角或土木製作的器物，如禮器、樂器、兵器及一般器物皆是有其圖案。特別是到了夏朝中葉的銅器產品特別多，而銅器上的花紋與圖案更是中國美術史上不可忽略的東西。

中國青銅器是中國在夏商周時期的文化與科技的代表。中國青銅器從4700年前開始出現，到在2000多年前逐漸由鐵器所取代，跨越了約3000年的歷史長河。[註1]研究青銅器的目的是在於透過其性質與其時代文化與社會的若干主要特徵。[註2]從器物的種類和數量使我們對青銅器的製作和使用，在古代的中國人的生活裡佔有中心地位是深信不疑的。[註3]中國古代的夏、商、周可說是青銅時代，同時也是中國文明形成的時期。換句話說，中國青銅時代這個概念，與古代中國文明這個概念之間相合到幾乎可以互換的程度。青銅器本身當然便是古代中國文明的突出的特徵，而造成它們的特殊地位因素同時也正是導致那文明產生的同樣因素。[註4]

商王與商王國

商並非中國古代唯一的文明社會，甚至不是最早的。但是，它在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也是迄今唯一有充分的文獻資料去討論的對象。[註5]中國考古學家經過長時期的工作，大大豐富了商代的考古資料，除了甲骨文，還有青銅器。商代青銅器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商文明的不同面相。

商王是商王國的中心，《史記》記載的商代歷史實際上就是商王的歷史，殷代的卜辭差不多都是有關商王占卜的刻辭。[註6]西周時期的《詩經‧小雅‧北山》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代如此，商代亦然。全國所有的各種自然與經濟資源都是商王的私人財產，他透過一個既複雜又高層次的網絡體系統治著這一切。[註7]

商代王制作為一種制度有兩個主要特徵：首先，它居於一個龐大國家機構的頂端，依靠正規軍和明確的法律來統治國家，該國家機構是向心經濟的核心；其次，它是一個龐大的血緣組織的核心，該組織以實際的和傳說的血緣關係為基礎，與國家機構相並輔。[註8]以上這兩個特徵都是由商王在宗教上的壟斷而取得，也就是所謂的「絕天地通」。

青銅器中的動物紋樣特質

動物紋樣是殷商和西周初期青銅裝飾藝術的典型特徵。 [註9]它於商朝安陽時期發展到高峰，但獸面的造型，至少雙目和輪廓，在商代中葉的青銅器上已相當突出。[註10]

就商周青銅藝術中的動物紋樣而言，既有現實世界中可指名的動物，也有只能用古書中的神獸名稱來標識的動物。[註11]比較常見到的是神獸包括饕餮、肥遺、夔、龍、虬等。[註12]動物紋樣常常是成雙成對，左右對稱的。[註13]

在殷商和可能屬於西周的少數銅器上，有人形或動物紋樣共生的現象。除了兼有人、獸之外，這些青銅器還有其他共同的裝飾特徵：動物張開大嘴，人頭靠近或在獸口之下；人頭或人體與獸頭或獸身形成垂直角；所有動物紋樣都與虎形相似。同時又有重要的差異—京都、巴黎和華盛頓收藏的器物上，與人相連的動物都是單個的，其餘三件都是兩個動物相對，人頭則夾在它們張開的大口之間；有的器物上以一個人頭代替人，其他則帶身體；卣上的人與獸相耙，別的器物卻人獸分開。

動物紋樣的意義—商王權力來源

歷來的研究都相信商周藝術家們有賦予動物紋樣國象上的意義，它們或從中發現了熟悉的圖騰，或指出了某種動物所代表的神。但商周文獻卻極少將某種紋樣同特定的圖騰或神祗連在一起。然而有少數人認為動物紋樣係從幾何紋飾演變而來，沒有任何意義。[註14]

追溯絕天地通的神話—「巫」與「器」。天地之間，祖靈及其餘神祗與生者之間的溝通，要仰仗巫祝與巫術；而牲器和動物犧牲則是天地勾通儀式中必須配備之物。些動物能幫助巫覡勾通天地，而它們的形象便鑄在古代的青銅器上。它們被稱之為「犧牲之物」或「助巫覡通天地之動物」。[註15]

商周青銅上的動物紋樣有其圖象上的意義：它們是協助巫覡溝通天地神人的各種動物的形象。器物中的動物可以張口成風，為巫師升天助一臂之力。巫師形象、動物助手以及噓氣成風的獸口在一件青銅器上相結合，恰似一種最最完整的形式記錄了、甚至引發了天地溝通的行為。[註16]

有可能與古代中美洲的藝術一樣，動物亦都有可能是巫師的「另一半」。同時，虎也是美洲早期藝術中的統治階級的另一半。中國青銅器上與人在一起的動物都是虎。商王有時又被稱為群巫之長。很有可能，中國古代器物上的人—獸紋樣不僅是溝通天地的巫師的代表，而且是商王或他某位近親的代表。[註17]

帶有動物紋樣的商周青銅禮器能具有象徵政治家族財富的價值。獨佔這種溝通手段也就意味著對知識和權力的控制。佔有的動物愈多愈好。很有可能王室的巫師和地方的巫師各擁有的動物助手也是分層分級的。[註18]

商王透過宗教上的壟斷即掌握絕天地通成為商王國的領袖，集全國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權力於一身，成為商王國的中心，主導政治上的所有決策，掌握正規軍與法律，還有各種自然與經濟上的資源。

[註1]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頁2-30。

[註2]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前言》(合北：聯經出版社事業有限公司，1983)。

[註3]同上。

[註4]同註5。

[註5]張光直，《商文明》(瀋陽：遼寧科育出版社，2002)，頁345。

[註6]司馬遷，《史記‧殷本紀》。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董作賓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616-639。

[註7]張光直，《商文明》(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145。

[註8]同上。

[註9]Cheng Te-K’un, “Animal in prehistoric and Shang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kn Antiquities 35(1963): 129-138, 李濟，〈安陽遺址出土之狩獵卜辭、動物遺骸與裝飾紋樣〉，《考古人類學刊》第9、10期合刊，1957年，頁10-20。

[註10]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通往古代中國政治權威的途徑》(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頁43。

[註11]同上，頁46。

[註12]同上，44-45。

[註13]同上，46

[註14]Max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68), P.3.

[註15]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通往古代中國政治權威的途徑》(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頁49-50。

[註16]同上，頁60。

[註17]同上。

[註18]同上，頁65。

圖1: 出自互動百科baike.com

圖2及圖3: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