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中葉開始，部分有識之士在見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後，意識到中國若能學習這些西方技術，並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才能應付這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洋務運動的興起，不僅使中國在接觸西方技術後在技術創新中提供新的方向，同時因這些技術在實踐中的應用需要各類能了解及熟練使用相關技術的人才，而由容閎等倡議及組織的幼童赴美留學計劃在儲備人才方面留下了莫大的貢獻，先後共四批的留美幼童成就了日後眾多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重要影響的角色。其中，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學生之一的劉玉麟便是近代中國著名外交官。

　　劉玉麟，廣東香山人，早年曾在上海廣方言館求學，1875年隨第四批赴美幼童出洋於美國就讀，曾就讀於安多弗鎮的菲利普斯學院，其後1881年，一眾留美學生被召回國，回國後入天津電報學堂任教習，並曾任李鴻章的家庭教師，更先後擔任直隸後補道、洋務局總辦兼北洋大臣洋務文案等職。而後，多次出任清政府的外交使節，曾任駐新加坡及澳洲總領事等職，1905年，劉玉麟被任命為首任駐南非​總領事。在出使新加坡、南非期間，為當地華人華僑貢獻頗多，包括在新加坡協助創辦華人學校、鼓勵當地華商返國發展工商業、建議在廈門設立“保商局”以保護歸僑，在南非團結華僑、爭取華工待遇等等，因此廣受敬重。

　　1910年任外務部右丞，同年出任大清欽差出使英國大臣，期間獲英國劍橋大學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1912年 2月5日，響應陸徵祥的呼籲，聯合前駐德公使梁誠等奏請速頒詔旨決定共和，民國成立後再次出任駐英公使，在兩任駐英使節期間，多番與英國就片馬問題及入侵西藏等進行頑強交涉、捍衛主權，並表明了中國政府拒絕承認麥克馬洪線等的立場。於駐英公使任期結束後返國，也曾短暫於孫中山在廣州成立的護法軍政府任職。 　　此後，在澳門南灣居住，時人多以“劉公使”或“劉博士”稱呼之。1922年澳門發生「五·二九事件」，奉陳炯明之令就事件與澳葡政府交涉的廣東特派交涉員的劉玉麟，奔走之間，獲澳葡賞識，後被委任為澳門政務會議官委華人代表。1929年，同為留美幼童的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任中山模範縣縣長期間，曾邀請劉玉麟擔任中山縣第一區公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閒居之時，他也寄情於古玩書畫，將居所稱樂古堂，也常與來澳的同為赴美幼童的周壽臣、梁誠共聚。在澳期間，也熱衷參與社會事務，成為華人社群的代表，如曾於1937年抗戰爆發後，澳門四界救災會聘請各社會賢達為名譽顧問，其中之名單上便有劉玉麟，1940年獲澳葡政府選為澳門救濟難民兼管理糧食委員會委員，負責籌款救濟因戰爭來澳避難的貧苦難民等等。兩年後，以八十歲之高齡逝世於澳門，下葬於聖味基墳場。他的人生豐富多彩，經歷了近代中國多場重大的歷史事件，也是近代中國出色的外交家之一，他最後選擇了澳門為人生旅程中的終點站，依然心繫同胞，以畢生之力貢獻於建設富強中國、維護國家尊嚴的工作。

迢如